www.26299.com石鲁 《妯娌纺线》黑白木刻,八路军副委员长左权送爱妻汉章帝兰赴石嘴山上学

抗日战争前期,“前方鲁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倡导与支持下,于1940年1月5日,在武乡县下北漳村正式成立,当时校址就设在我家院里。
我家居于下北漳村南段窑科,所在院名叫“旧去处”。顾名思义,有旧即有新,新旧是相对而言。我家祖辈兄弟三人,爷爷排行老三。大家原都居住在“旧去处”。后来,因繁衍生息人丁增多,原居所难以满足,兄弟三人就分了家。分家后,大爷爷、二爷爷两家人口少、负担轻,相对过的宽裕。他们后来还修建了砖窑院,称为“新去处”。留居旧院的爷爷,在羡慕之余有点不甘落后。然而爷爷膝下有子三人,负担重,想要赶上两位兄长却是有些力不从心。后来,爷爷为了争口气,硬是省吃俭用、自己动手,将原来土坏房前墙挂了一层砖面,改造成为“七包三”的青砖四合院。
所谓“七包三”,即南北各七间、东西各三间,院落共计房屋二十间。那时,我的伯父暴兴治担任下北漳村抗日村长,为了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也为了方便工作,故居于院外另处;三婶早逝,三叔带着年幼孩子生活无着落,跟着爷爷住在了壶沟;唯有我家留居本院上小正房,而其余房子均由“鲁艺”驻扎。
我记得,当时正房是李伯钊校长工作室;下小正房是音乐系,为张林伊、常苏民等老师工作室;小东南房是戏剧表演系,为阮章竟、龙韵老师等工作室;东房、大南房为教室;西小南房为伙房;西北小房为工作人员宿舍。
当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曾记得,学校常请“鲁艺”老师教我们唱歌,歌曲有《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好男儿要当兵》等等,大多是抗日救亡歌曲。同时,我们还经常听到“鲁艺”学员唱校歌:“一群艺术新兵,祖国优秀子孙,继承鲁迅遗志,发扬民族光荣……”我在小学念书时,学习成绩尚可,后来还担任了学生干部“连长”,任锡林老师为了鼓励我,奖给我一块小石板,并在两边木框上各写了四个字:“努力学习,争取模范”。奖品虽微薄,却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在“鲁艺”驻扎的日子里,最让我难忘的是美术画艺。有一天上午,杨角老师坐在门外树下写生,我上前观看。她突然转身喊道:小朋友,过来我给你画个像!然后我就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杨老师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拿铅笔给我画了一张素描像。我高兴地拿回家贴在墙上,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张肖像画啊!
“鲁艺”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来自晋冀鲁豫边区。他们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还有不少是女孩子。其中,从河北来的女同学,到达山西需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她们为了安全起见,有的剃成了光头、女扮男装。这群热血青年为了抗日,革命意志是何等坚强!
当年,“鲁艺”以“紧张、严肃、刻苦、虚心”为校训,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在办学实践中,师生们刻苦钻研的精神与求实存真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比如,龙韵老师在给学生上表演课时,曾表演过多种“笑技”:微笑、大笑、强笑、苦笑、奸笑以及狂笑等等,学生们看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就连在课堂外的我也都忍不住笑了。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我也学会了一些“戏技”。后来我参加了抗日村剧团,成为一名小演员。每逢开戏前,总要由我先说一段快板,有“八路军攻打襄垣城”,“开展大生产”,“人人讲卫生”等等。那时,我还曾随团赴抗日区公所、抗日县政府等地参加演出并受到了奖励。要说有点“戏艺”,这得归功于“鲁艺”。
1940年夏季,日本鬼子占领了武乡段村,不时对周边地区进行“扫荡”,严重干扰了“鲁艺”正常办学。为保证师生安全,学校一度转移到襄垣城底、果烟脑等地。待敌人撤退后,形势稍稳,“鲁艺”又回到下北漳继续办学。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当年,“鲁艺”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支持与关爱下,历经两年多时间,以艰苦奋斗和求艺育人的精神,给抗日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人才,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再度追忆这段历史,为的就是将“鲁艺”留下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前方鲁艺”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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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8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送夫人刘志兰赴延安学习,夫妻分别时与怀中的女儿左太北合影。左太北出生不到百日即与父亲左权分别,70多年来,她与父亲的相见除了照片,大约便只

夏风 《民兵》黑白木刻

图为1940年8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送夫人刘志兰赴延安学习,夫妻分别时与怀中的女儿左太北合影,

古元《人民的刘志丹》黑白木刻

左太北出生不到百日即与父亲左权分别,70多年来,她与父亲的相见除了照片,大约便只有梦中了。

石鲁 《妯娌纺线》黑白木刻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

彦涵 《彭德怀将军在前线》黑白木刻

湖南醴陵人。生于1905年3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加入中国,同年12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军团长等职,参加过长征和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抗日战争爆沙特伊朗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转战华北屡建战功,其中包括协助指挥百团大战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在指挥最后一批人员即将突出重围时,被一块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彦涵 《老羊倌》黑白木刻

左太北,75岁,在她北京的家中显眼处挂着一张照片,那是不满百日的她与父母的合影,照片拍摄时间是1940年8月,她尚在襁褓、小手舞动,抱着她的父亲,就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此后的岁月里,左太北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只能从影像里去了解父亲抗战殉国的功绩,直到42岁,她才读到父亲写给母亲的11封信,这些信件也成了她了解父亲的珍宝,同时也得以让后人窥见百团大战开始直至左权殉国时的情形,

彦涵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黑白木刻

山西辽县,就在此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遭受了最为惨重的损失。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被日军突袭,副参谋长左权于麻田镇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仅37岁左权是整个抗战时期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辽县改名左权县,近日,南都记者重返了这片让八路军损失惨重的“伤心岭”,

古元 《减租会》黑白木刻

“自去年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搬住一个大庙里,住地的周围与附近也是很好的,满川的树木结了不少的核桃、柿子、花椒,还有一条碧绿的水流着,真是太幸福了,”

中国近代木刻艺术的发展,得益于鲁迅先生引进和推介西方的版画艺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版画创作风靡全国。1938年到延安后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部主任的江丰,就是因为看到了鲁迅编辑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后,决定放弃油画而改学版画的。同江丰一样,许多美术青年怀着投身祖国民族解放事业之心,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积极投身于革命美术的实践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

左权的住地,其实是一个基督教堂,如今被称作“左权院”,是八路军总部旧址的一部分。即便今天,要想重返八路军总部旧址麻田镇,仍颇为不易,从左权县城到麻田只有不足10米宽的国道,因为山高地形复杂,现在高速路仍然没修通左权县当地人都知道,要想去参观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最好早上8点前就出发,否则很可能晚上“搭黑”都回不来县城一是因为路况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堵车,因为路面很窄,大量的运煤卡车在这条双车道的国道上行走,几乎每天必堵

抗战时期 蔚然成风

从地图上看,左权县位于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因此也成了“晋煤外运”的重要通道,该县县志记载“晋疆锁钥,山西屏障”,曾经隐藏在深山里的八路军总部门口,如今运煤卡车络绎不绝也正是因为偏僻罕至,当年八路军把总部驻扎在此,虽然日军就在40公里外的县城,但仍然苦苦寻找了两年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木刻的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所以,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宣传工作都大量采用了木刻艺术,木刻作品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因为条件艰苦,学油画的找不到油彩画布,学国画的缺少笔墨纸砚,木刻这种简便易行的艺术就得到大力支持,获得较大的发展。许多美术工作者来到延安后,都以版画的学习和创作为主。

从左权县城驱车出发,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上山下坡,地形忽然豁然开朗,在四周全是高山的包围中,一块小盆地上建着10多间灰砖平房,旁边一条清澈的河水绕村而过,有点“世外桃源”之感,这就是当年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

抗日根据地的木刻艺术以延安木刻为典型。这主要是因为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文学院聚集了大批美术工作者,创作力量很强。当时的鲁艺美术系基本上是以版画的教学和创作为主,主任是沃渣。1940年美术系扩大为美术部,下设美术系和美术工场,江丰任美术部主任。美术系的老师包括胡一川、马达、力群、张望、黄山定等,后来出名的木刻家古元、彦涵、罗工柳、夏风等当时还都是鲁艺的学生。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在延安其他一些地方,如解放日报社、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工作。

当年八路军总部选址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在村边,二是要有前后门,这样一旦日军突袭,可以多留一条通道撤离。这个院子,本来是县城财主刘三柱的,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刘三柱听说选中了他的院子,就捐赠了出来

鲁艺木刻 独具特色

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就在这次战役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第三阶段,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于11月上旬进驻到辽县麻田镇。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将领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总后勤部及北方局党校、华北《新华日报》社、鲁迅艺术学校、卫生学校、总部医院、太行山剧团等单位一同到达

谈到延安的木刻,就必须谈到鲁艺木刻工作团。该团的一个大的贡献就是走出了一条艺术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的道路,使新兴的木刻开始克服西方化的倾向,成为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兴木刻的开始。它的建立是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号召。1938年底鲁艺木刻工作团组建后,在团长胡一川带领下,鲁艺美术系二期的学生彦涵、罗工柳和华山等一行四人首先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山西武乡县后,就开始为报纸刻制插图,创作故事连环画。并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尽管离开延安,深入到了抗日前线,刚刚创建的木刻工作团还没有摆脱木刻西方化的倾向。

完备的机构设置,让这里有了“小延安”之称。为了增加抗战力量,在左权的指挥下,八路军还在邻近的山西省黎城县地形隐蔽的黄崖洞,建了“黄崖洞兵工厂”,每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

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是1939年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次讲话。朱德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因此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这次谈话之后,鲁艺木刻工组团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乘着1940年春节之际,制作一批军民生产生活的年画。当时创作年画的是胡一川、彦涵、罗工柳和杨筠四个人,还请了年画工人赵思恭师傅作指导。第一批年画是腊月二十三印制出来的。印制的当天,胡一川和杨筠两人就亲自带着这批年画去赶集,摆摊叫卖。结果销路奇好,很快销售一空。老百姓有赶几十里地来买年画的,有直接到木刻工作团驻地来买的。

如今八路军总部旧址都用“院”、“左权院”命名,每个办公室正中间都挂着晋察冀边区的地图,八路军与日军的大小战役就是在这一座座院落,一间间小屋里进行指挥部署。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这次尝试得到朱德等领导的高度赞扬。彭德怀也非常喜欢这些年画,还让他的夫人亲自到木刻工作团要了一些年画,并于1940年2月7日写信给木刻工作团,高度评价了工作团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贡献。这封信一直保存在胡一川的手中,1981年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就在这里,左权与妻子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不过因为战事吃紧,刚生下3个月的左太北,就跟着母亲回延安了“我是1940年5月出生的,8月份就要进行‘百团大战’,当时我爸本来就很忙,为了考虑我们的安全,8月份我和母亲就回延安了,所以实际上跟我父亲只呆了3个月,就是他抱着我,临离别时候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刚刚3个月大,之后就再没见过。”左太北回忆道,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年画中,有24件套色木刻是1940年由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从延安带回来的。当时,受彦涵的委托,李公朴带了两套木刻回来,自己收藏一套,另外一套用于参加国统区的木刻展览。1954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时,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女士慷慨捐赠,现为国家博物馆的一级藏品。这24幅作品有诸多精品。例如《抗战十大任务》的8张年画,全部由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包括胡一川、罗工柳、邹雅、黄山定等人的作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包括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加强军队建设等内容。由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创作的《军民合作》,广泛吸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构图简洁,刻画细腻,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彦涵的两幅年画《保卫家乡》,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大家养鸡增加生产》等,也是这批年画中的精品。

在的旧居里,与夫人卓琳的儿子邓朴方就出生里面的一个土炕上。解放后,有人曾问及在太行山战斗的情况,曾说:“我在太行并没有干什么,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吃苦’。”

走进大众 反映生活

“今年来晋东南的戏剧运动有大进步,《雷雨》、《日出》、《巡警》均出演了,布景与扮演艺术有很大提高,博得一般观众,不只是土包子并且是洋包子的好评。”

从年画的创作开始,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走进大众,反映大众生活,从而使木刻艺术开始摆脱西方化的表现形式,出现木刻民族化的倾向。除了内容贴近中国民众外,某些木刻作品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绘画表现形式。例如年画《儿童团检查路条》,具有中国画的显著特征,有皴法的痕迹,画面清雅,是比较独特的一件作品。

让“吃苦南非是一个国家吗”的总部,其实一直到解放后才被人知晓。“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也让日军开始重视武装的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寻找但另一方面,八路军在麻田镇却开始进行政治建设,召开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从延安远道而来的各种文艺团体也在宣传的政策主张,

除了套色木刻年画之外,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还创造了大量黑白木刻。些著名的木刻画家创作的作品相当经典。例如古元和彦涵的黑白木刻。

位于左权县桐峪镇的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议旧址负责人赵向荣介绍,1941年3月16日,时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按照“三三制”原则,召开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会议从4月份开始筹备,经过3个月的推选,在边区2000万人中采取公开竞选方式,推选出议员197名,议员中有元老及学者名流、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商人、妇女等人士。

古元是木刻名家,徐悲鸿曾称赞他是中国新版画界的巨星。他的木刻作品精品很多。1943年秋天的时候,当时在鲁迅美术研究室工作的古元来到南泥湾参观访问,为生机勃勃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所感染,创作了《八路军生产》这幅木刻,又叫作《南泥湾驻军秋收图》,其近景和远景的构图非常协调,反映的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秋收的景象,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古元的另一幅名作《减租会》,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运动的场景。画面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农民对地主批判的紧张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1年7月7日,临时参议会正式举行,鲁西33个县加入边区,最后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历时41天的会议里,临时参议会作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边区施政纲领及一系列重要法例和法令,议员们共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提案232个,推选出边区驻会委员和正副议长、边区政府组成人员,诞生了抗战时期的第一个“三三制”政权,

www.26299.com石鲁 《妯娌纺线》黑白木刻,八路军副委员长左权送爱妻汉章帝兰赴石嘴山上学。彦涵的黑白木刻朴素、粗犷、战斗性很强。彦涵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成员,他的很多创作经验都是来自于前线。像许多前线的美术工作者一样,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战士,经常在敌情紧张时拿起枪杆,直接上前线作战。所以,他的木刻作品,战争的临场感、现实感很强,令人印象深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彦涵1943年从前线回到延安之后的作品。这幅作品就像拍摄的一幅照片一样,截取了时间流逝中的一个横截面,反映了战争中的一个瞬间,战士持枪警戒,村民们紧张的神情,在这幅画面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反映了战斗中的紧张和激烈,堪称佳作。彦涵的这幅作品创作出来后,与他的《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他几幅作品一起,被称为抗战美术作品中壮烈的进行曲,在根据地流传很广。

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议旧址里的正南印度坦克边界集结面,是一个戏台,当时从延安过来的鲁艺学员,曾在戏台上表演了《雷雨》、《日出》等戏剧从那时候开始,左权县作为八路军总部,不仅进行着军事对抗,而且承担着中共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探索

抗日根据地的木刻艺术还有另外一种作品,就是木刻连环画。鲁迅推荐西方木刻艺术时,就重点介绍过西方的木刻连环画,例如比利时麦绥莱勒的作品。鲁艺木刻工作团成立之初,就曾经创作过有故事情节的木刻连环画,如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彦涵的《张大成》等。

在距离八路军总部几公里外的麻田镇山庄村,“新华日报社旧址”就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如今这个院子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连木板门都没有换,几乎看不清字的牌子仍然挂着。在其旁边,就是赵树理住过的房子,在这里他写出了最为着名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这些作品,就是赵树理在这个屋子里写出来的,素材也是取自左权。但直到现在仍然很少人知道,这是当年刻意隐瞒八路军总部导致的,因为当时怕日本人发现,所以这些作品虽然风靡全国,但大家却不知道是哪里的事情。”左权县党史专家王艾甫说。

光辉篇章 一枝独秀

美国历史学家韩丁在其所着的描写太行山抗日情形的作品《翻身》中写道:“日本军阀说他们干涉中国只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中国人民免于遭受一场比死更坏的厄运———主义,但正是他们的‘干涉’大大加速了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历史的一个极大讽刺,”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抗日战士服务。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木刻形式真实反映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以纯朴稚拙的乡土气息和简洁有力的刀法,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解放区黑白木刻,创造了有中国气派同时令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面貌的民族木刻版画。延安木刻作品主要反映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例如《抗战十大任务》系列年画;根据地的生产生活,例如古元的《八路军生产》、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根据地的文化卫生,例如夏风的《农民读报》;根据地的战斗,例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根据地的军民关系,例如胡一川的《军民合作》等等。所以,延安的木刻艺术之所以走向大众化和民族化,其本质是适应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艺术趣味,适应的是严酷斗争的需要。

“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廿棵西红柿,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延安木刻版画家把所学的西方木刻表现语言逐渐中国化,完成了从单纯模仿欧式风格到结合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转变,形成延安美术自身特点的具有民族化倾向的审美样式。延安木刻运动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光辉的新篇章,在世界版画史上也是一枝独秀,在我国现代艺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艺术价值。

在写这封信3天后的5月25日,左权就因突围战牺牲在辽县十字岭。

1942年,日军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制定了以消灭八路军总部为目的的“C号作战计划”,同时组成两支特别“挺进队”,以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化装成八路军,不断侦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得到情报后,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总部的包围,左权分析了当前的情势,制定了突围路线和作战部署,随后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

虽然已经修缮好多年,但如今要去往十字岭现场仍困难重重,仅容一辆车通行的狭窄道路上,车轮经常会陷到路边的土坑里“可想而知,在当年没有任何道路的情况下,总部的大队人马还拖着各种仪器设备,有多困难。”十字岭旁边村子给记者指路的一位村民说

1942年5月25日下午2点,左权率领总部的人马来到麻田东边的十字岭,大队人马已突围到刚过十字岭的一个山腰,此时还有少量人员被堵在一个狭窄的山沟中就在左权返回十字岭顶峰营救落在后面的人员时,日军开始发射密集的炮火

十字岭周围的山脉都是南北走向,只有这个山岭是东西走向,形成一个“十”字,没有战斗经验的八路军众多总部文职人员,在左权的指挥下撤退,跟着左权的还有电报员,本来左权已经安全翻越了十字岭,但当时还有很多干部没有过去,于是他又返回来不断喊着撤退,忽然一颗炮弹击中了山头,左权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作为指挥员,左权经常出现在战斗一线团团长的,在文章《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日子》中提到了一个细节,1931年他和左权一起在甘肃作战,当时左权作为军团长,突然出现在城墙下面,上面不断在扔着手榴弹,一颗手榴弹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当时他幸免于难。但十字岭这次,左权没有躲过去

左权殉国后,日本人把草草掩埋的左权遗体挖出来拍照,东京的广播也曾播出,太行一役,消“一文一武”。其中的武,便是指左权,文说的便是当年《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人、社长兼总编辑何云,他也在这次突围战中殉国。至今日本防卫厅仍然保存着左权被挖出时的遗体照片,上写“参谋长左权”

今天在左权殉难的原地,也就是麻田镇十字岭的峰顶,建了一座四角正方形的仿明清翼角的纪念亭,竖有汉白玉纪念碑,正面刻着“左权将军永垂不朽”,两侧分别刻着朱德、的题词,碑后刻着彭德怀撰写的碑志,

其实左权对这次突围的难度有所预见,在突围前三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时局有变,你可以任意处置太北”左太北认为,这是父亲给母亲最后的交代。

“我父亲在开始抗战时就已经下决心了,就是把生命搭上去也要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个决心是过黄河时就下的这个决心最后表现在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因为连自己的女儿都放弃了,私人的一切都放弃了,”左太北说。

“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1937年12月3日左权写给母亲的信

www.26299.com ,八路军总部在辽县5年,至今当地仍有不少民间人士自发收集抗战“红色藏品”。一直在左权县麻田镇生活的河北邢台人石玉福家中收藏着左权曾用过的一个箱子,上面写着“卅年秋左权”,是他从一位八路军曾救过的当地人家里搜寻回来的在左权牺牲后的第三天,那个当地人到左权的住所,大哭一场后,在他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只手提皮箱,然后提回了家

冯小刚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的原型王艾甫,就是左权县人,他曾在太原文物市场发现了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随后奔赴全国各地,为这些烈士寻访亲人,2008年,王艾甫从山西省检察院退休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左权县,在县城西关的一座清末时期建筑的四合院(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泰记商店情报站和军需物资转运站),筹建了“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每天早上,他都在纪念馆里迎接前来参观的市民纪念馆里陈列的藏品,多为辽县抗战时期的实物、图片、资料,有许多是孤品,从正面战场八路军使用过的地雷、大刀、步枪、土炮,到敌后战场的情报、衣服和鞋帽,甚至还有全套的日本在战时出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

据王艾甫回忆,2005年,一位曾在山西参战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在他家里见到了《支那事变画报》,十分震惊因为《支那事变画报》在日本也不多见,画册里一张日本兵胸前挂着两只鸡的照片勾起奥村和一的回忆,他当年作为新兵刚来山西时,长官就命令士兵们抢夺老百姓的钱财和猪、鸡等可食之物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王艾甫更忙碌了,虽然有一条腿使不上劲,上下楼梯需要他人搀扶,但对各个单位发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邀请,他仍坚持赴约。“在我百年之后,我搜集的这些东西要捐献给国家,这是左权对于八路军抗战记忆的物质载体,也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才是那场战争最终胜利的原因。”王艾甫说

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门外,一群小学生参观的时候,在门口模仿当年八路军做“冲锋集合”的游戏,一群孩子在喊着“集合”的口号后,迅速集合到了一起,然后又在“冲锋”的口号下四处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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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战丰碑》牛永芳、霍丽云主编2015年5月出版

3、《怀念左权同志》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管理处编

4、《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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